當前，我國光伏產業正處在從同質化規模擴張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綜合運用產能調控、標準引領、價格執法、質量監管等手段，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營造良好市場生態。“反內卷”事關國家和產業發展大局，光伏行業也積極響應黨中央、國務院號召，切實加強行業自律，堅決抵制非理性競爭，努力維護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秩序。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針對優化新能源電價機制，及時下發可再生能源補貼提出了相關建議。

劉漢元代表表示，從本質上看，光伏制造端的用戶是終端電站，只有通過不斷健全電力市場化機制，讓電站獲得相對穩定的收益預期，才能有效刺激裝機需求，進而往上傳導，支撐整個行業實現持續高質量發展。自《關于深化新能源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促進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通知》（發改價格〔2025〕136號）發布以來，新能源全面進入市場化交易階段。然而，從近期機制電價的競價結果來看，在風光資源富集、消納壓力較大的省份，新能源參與市場化交易后的出清價格普遍低于燃煤標桿電價，且波動劇烈。據不完全統計，湖北、遼寧、江西、廣東、青海等地的光伏機制電價在燃煤標桿電價的基礎上下降了20%，甘肅、黑龍江下降了30%，山東降幅甚至達到43%。電價持續下行，疊加輔助服務費用、出力偏差考核等因素，使新能源發電企業面臨價格震蕩與多重風險，侵蝕存量項目利潤，影響新增項目投資信心。

通過將煤電與光伏發電進行對比，可發現當前電價機制存在兩方面突出問題。一是成本結構未合理體現。光伏發電具有高初始投資、低運行成本特征，初始投資占比超90%，運行成本不足10%，且無燃料費用；煤電初始投資占比低于30%，但燃料成本占比高、波動大，運營維護成本也持續攀升。當前電力市場是基于變動成本競爭的電量電價機制，未能充分反映兩者在投資結構、運營風險與長期成本方面的差異，導致光伏在電力市場化競爭中處于劣勢。二是環境價值未充分體現。光伏發電具有顯著的綠色、零排放特性，但其碳減排價值在當前綠證交易、碳市場體系中未能得到全面量化與體現。相較而言，傳統化石能源未承擔與其碳排放相對應的環境成本，導致可再生能源的綠色溢價未能通過電價機制有效傳導，不利于激勵投資與消費。

此外，可再生能源補貼拖欠依然是制約我國光伏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來，隨著國內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持續增大，補貼缺口在不斷擴大。但事實上，補貼資金來源于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該基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中相關規定設立，由全國范圍內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和財政年度預算內安排的專項資金兩部分組成。換言之，基金來源于全國人民電費里收取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是推動能源轉型所需要且應當給與的政策性支持。補貼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清晰的收支關系，取之于全社會，用之于全社會，只是我們習慣上把它說成了“補貼”，由此造成了外界的很多誤解和不理解。

當前新能源電價機制設計存在一定問題，導致電價持續下跌、價格劇烈波動，不僅嚴重影響了企業收益，還削弱了投資信心，許多新項目被迫緩建、停建。此外，巨額補貼拖欠和補貼政策的不確定讓企業經營愈發艱難，如得不到有效改善，或將延緩能源轉型進程，影響國家“雙碳”目標落地。對此，劉漢元代表建議：

一是建議在市場化過渡期，不斷優化收益保障機制，提高機制電量競價的上下限。為新能源機制電量設定包含合理成本與綠色價值的基準值，避免電價無序下跌擊穿產業鏈安全邊際。同時，完善包括容量電價、綠證交易、長期購電協議在內的綜合收益機制，對沖電價劇烈波動的風險，穩定市場主體投資收益預期。

二是建議將消納責任權重考核向更多用能行業延伸。逐步擴大消納責任主體至大型工商業用戶，并建立強有力的履約監管機制，托底綠色電力消費需求。

三是建議嚴格執行《可再生能源法》，由國家財政安排專項資金，一次性解決歷史上拖欠的全部補貼。結合行業發展實際，尊重歷史，全面、慎重制定判定標準，加快核查進度，對核查通過的項目，直接納入補貼清單，及時、足額下發補貼資金。對于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推動能源轉型過程中發揮的帶頭作用、示范效應而言，對于推動我國發展方式實現根本轉變，拉動經濟增長、帶動出口、保障就業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