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國知道，如果它想保持在全球政治和經濟領域中的影響力，就必須繼續在創新領域中充當無可爭議的領導者。難怪那些不再糾結于沒有成果的匯率爭論的政客們，對技術轉讓產生了更大的擔憂。

西方企業越發感覺到，中國對它們的技術過于虎視眈眈，而坐擁大量現金的中國卻認為，除非外國投資者能幫助自己爬升技術階梯，否則中國從外資中得不到什么好處。要跨越式發展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意味著中國必須更多依靠自己的本土創新。

不過，美國要求對技術轉讓制定更清晰的規則，這一壓力或許對雙方都有益。舉例來說，有些美國企業不滿中國對綠色技術產業——比如太陽能電池行業——的補貼，稱其有失公允。但也有許多人認為中國在這個領域的壯大提供了互利雙贏的機會，并能創造就業。中國往新技術領域砸錢的意愿將壓低成本，讓更大多市場都能負擔得起可再生能源技術。在一些人看來，中國的參與給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最佳的行動機會，他們將樂于看到美國創新與中國批量生產能力的結合。

因此，中美雙方還是有可能展開有成效的討論的——前提是奧巴馬不拿匯率失衡和不公平競爭這類老一套抱怨作為開場白，而是把重點放在美國創新優勢與中國制造實力的“聯姻”上。美國將強調尊重游戲規則的必要性——而中國會指出，這套規則在構建時，中國還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中國還會指出，在華美企若想獲得更加公平的市場待遇，那么美國也必須更友好地對待渴望投資美國的中國企業。一些中國企業已經被美國出于安全考慮擋在了投資大門外，而在中方看來，美國的擔憂毫無根據。這些情緒是中美之間數年來互不信任逐漸累積的體現。中美兩國的挑戰就在于扭轉這種情緒。

本文作者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World Bank)中國業務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