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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假如沒有愈演愈烈的補貼拖欠問題，那就不會有急剎車的“531”政策；假如沒有“531”政策，光伏行業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
雖然2018年全年的總裝機量依然高達43GW，但是這并不能改變整個光伏行業因為“531”政策而帶來的低迷現狀。光伏市場連續多年的高歌猛進終于在2018年迎來了急剎車，2019年能否起死回生？這是所有光伏人士都想知道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能夠清晰知道的是，假如行業暴露出來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市場的未來走向便無從談起。
近段時間正是兩會時期，光伏界的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都在積極為光伏行業發聲，而他們提出來的問題也正是行業面臨的痛點。從各位光伏大佬的提案及建議可以發現，當前我國光伏行業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難題，這個難題如果不解決，那行業發展將受到極大阻礙。
全民公敵：補貼拖欠
盡管幾年前補貼拖欠問題就已經成為了行業焦點，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超過1400億元，其中光伏行業缺口超過600億元。
事實上當前的光伏行業已經因為補貼拖欠問題而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去年被稱為“史上最嚴光伏政策”的“531”政策出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控制補貼拖欠問題。
假如沒有愈演愈烈的補貼拖欠問題，那就不會有急剎車的“531”政策；假如沒有“531”政策，光伏行業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
而承受“531”政策之后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只是補貼拖欠問題給光伏產業帶來打擊的某一方面而已。巨額的補貼拖欠讓持有大量電站的光伏企業承受著巨大的現金流壓力，企業的補貼拖欠數額有的高達幾十億元，不少企業因此出現資金鏈斷裂問題。
而在另一方面，作為光伏補貼來源的可再生能源基金也是不堪重負。國家財政部、國家能源局等相關部門面對高額的補貼拖欠也是頭大，如果任由補貼拖欠問題發展，那現金流問題可能會通過產業鏈的傳導擴散到整個光伏行業。而如果要控制補貼拖欠問題，便會對光伏行業的發展形成負面影響。最終，“531”政策暫時緩解補貼拖欠問題的同時也強行給光伏行業來了一次“急剎車”。
所以無論是在制定政策的部門層面，還是直接被傷害的企業層面，都對補貼拖欠問題“咬牙切齒”。從這個角度來看，補貼拖欠問題幾乎已經成為了“全民公敵”。
行業早已經受夠了：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呼聲最高
盡管“531”政策的出臺抑制了補貼拖欠缺口繼續擴大的可能性，但這只是初步緩解了問題，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光伏行業仍然需要發展，補貼拖欠就必須得到解決。
2019年的光伏補貼政策之所以至今尚未出臺，就是因為今年的政策不但需要根據市場情況制定光伏標桿上網電價等補貼標準，而且還擔負著為“補貼拖欠”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重任。從重要性上來看，為“補貼拖欠”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幾乎是今年光伏政策最重要的任務。
從目前的消息來看，今年大概率將會以限定30億元補貼的方式來解決新增項目的補貼問題。但是令行業人士擔憂的是，新增項目的補貼問題解決了，但是更為嚴峻的存量項目補貼拖欠卻仍然得不到解決。
從近期各光伏大佬的發言可以發現，光伏業內也早已受夠了補貼拖欠，幾乎每一位光伏人大代表的提案中都表達了對于解決補貼拖欠問題的期望。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認為，國家亟需一次性解決歷史補貼的問題。建議免除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在征收、發放過程中的各種稅費，提高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征收標準，加大征收力度，彌補資金缺口。
全國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陳康平建議適當提高現有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標準，減少脫硫燃煤發電機組脫硫電價加價補貼，用于可再生能源補貼。
全國人大代表、陽光電源董事長曹仁賢建議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增加1分錢，徹底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缺口問題。
由以上光伏大佬的建議我們可以發現，解決補貼拖欠難題的各種方式中，提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呼聲最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正是可再生能源補貼基金的來源，如果能夠從來源上將總額提上去，那補貼拖欠問題自然便能夠得到解決。
這樣一來，一切似乎變得簡單，為什么早沒想到提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呢？而事實上卻沒有那么簡單，這種建議和提議在前幾年就一直有，但是能源主管部門卻一直并未按照這種提議去做，為什么呢？
根據相關文件，當前國家每年都在大幅減稅，目的在于為企業“減負”。而作為補貼來源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就是企業負擔的一種。在全國為企業“減負”的大基調之下，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沒有下滑就已經很不錯了，更別提提升標準，使得企業“加重負擔”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指望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的提升來解決補貼拖欠難題似乎希望不大。但是就行業發展來說，該問題又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如果不提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問題又該通過什么方式來解決？
這個問題，也許只有等到政策出臺的時候我們才能知曉。但是無論如何，在向平價上網挺進的關鍵時刻，補貼拖欠若再得不到解決，那未來國內光伏市場或將持續低迷狀態。
雖然2018年全年的總裝機量依然高達43GW，但是這并不能改變整個光伏行業因為“531”政策而帶來的低迷現狀。光伏市場連續多年的高歌猛進終于在2018年迎來了急剎車，2019年能否起死回生？這是所有光伏人士都想知道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能夠清晰知道的是，假如行業暴露出來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市場的未來走向便無從談起。
近段時間正是兩會時期，光伏界的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都在積極為光伏行業發聲，而他們提出來的問題也正是行業面臨的痛點。從各位光伏大佬的提案及建議可以發現，當前我國光伏行業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難題，這個難題如果不解決，那行業發展將受到極大阻礙。
全民公敵：補貼拖欠
盡管幾年前補貼拖欠問題就已經成為了行業焦點，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超過1400億元，其中光伏行業缺口超過600億元。
事實上當前的光伏行業已經因為補貼拖欠問題而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去年被稱為“史上最嚴光伏政策”的“531”政策出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控制補貼拖欠問題。
假如沒有愈演愈烈的補貼拖欠問題，那就不會有急剎車的“531”政策；假如沒有“531”政策，光伏行業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
而承受“531”政策之后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只是補貼拖欠問題給光伏產業帶來打擊的某一方面而已。巨額的補貼拖欠讓持有大量電站的光伏企業承受著巨大的現金流壓力，企業的補貼拖欠數額有的高達幾十億元，不少企業因此出現資金鏈斷裂問題。
而在另一方面，作為光伏補貼來源的可再生能源基金也是不堪重負。國家財政部、國家能源局等相關部門面對高額的補貼拖欠也是頭大，如果任由補貼拖欠問題發展，那現金流問題可能會通過產業鏈的傳導擴散到整個光伏行業。而如果要控制補貼拖欠問題，便會對光伏行業的發展形成負面影響。最終，“531”政策暫時緩解補貼拖欠問題的同時也強行給光伏行業來了一次“急剎車”。
所以無論是在制定政策的部門層面，還是直接被傷害的企業層面，都對補貼拖欠問題“咬牙切齒”。從這個角度來看，補貼拖欠問題幾乎已經成為了“全民公敵”。
行業早已經受夠了：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呼聲最高
盡管“531”政策的出臺抑制了補貼拖欠缺口繼續擴大的可能性，但這只是初步緩解了問題，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光伏行業仍然需要發展，補貼拖欠就必須得到解決。
2019年的光伏補貼政策之所以至今尚未出臺，就是因為今年的政策不但需要根據市場情況制定光伏標桿上網電價等補貼標準，而且還擔負著為“補貼拖欠”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重任。從重要性上來看，為“補貼拖欠”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幾乎是今年光伏政策最重要的任務。
從目前的消息來看，今年大概率將會以限定30億元補貼的方式來解決新增項目的補貼問題。但是令行業人士擔憂的是，新增項目的補貼問題解決了，但是更為嚴峻的存量項目補貼拖欠卻仍然得不到解決。
從近期各光伏大佬的發言可以發現，光伏業內也早已受夠了補貼拖欠，幾乎每一位光伏人大代表的提案中都表達了對于解決補貼拖欠問題的期望。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認為，國家亟需一次性解決歷史補貼的問題。建議免除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在征收、發放過程中的各種稅費，提高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征收標準，加大征收力度，彌補資金缺口。
全國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陳康平建議適當提高現有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標準，減少脫硫燃煤發電機組脫硫電價加價補貼，用于可再生能源補貼。
全國人大代表、陽光電源董事長曹仁賢建議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增加1分錢，徹底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缺口問題。
由以上光伏大佬的建議我們可以發現，解決補貼拖欠難題的各種方式中，提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呼聲最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正是可再生能源補貼基金的來源，如果能夠從來源上將總額提上去，那補貼拖欠問題自然便能夠得到解決。
這樣一來，一切似乎變得簡單，為什么早沒想到提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呢？而事實上卻沒有那么簡單，這種建議和提議在前幾年就一直有，但是能源主管部門卻一直并未按照這種提議去做，為什么呢？
根據相關文件，當前國家每年都在大幅減稅，目的在于為企業“減負”。而作為補貼來源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就是企業負擔的一種。在全國為企業“減負”的大基調之下，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沒有下滑就已經很不錯了，更別提提升標準，使得企業“加重負擔”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指望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的提升來解決補貼拖欠難題似乎希望不大。但是就行業發展來說，該問題又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如果不提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問題又該通過什么方式來解決？
這個問題，也許只有等到政策出臺的時候我們才能知曉。但是無論如何，在向平價上網挺進的關鍵時刻，補貼拖欠若再得不到解決，那未來國內光伏市場或將持續低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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